道家與儒家的入世與出世
         圍繞儒、道兩家是入世還是出世的問題,爭論不一,但主要都集中在道家一派,因為縱觀中國古代儒家文化,從政治思想到倫理思想,乃至人生哲學,我們不能不說儒家是倡導入世的,而且,儒者本身也積極入世。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過程中,儒家哲學處處體現出積極的“入世”精神,以孔子為突出代表。而對于道家哲學來說,雖然老莊派出同源——“道”,但從其與統治階層關系角度來看,老子哲學與莊子哲學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兩個方向:前者是入世的,但后者既不是入世也不是出世,而是介乎兩者之間的游世。
  

一、儒家哲學:入世

  春秋中后期,由于生產力的發展,導致了社會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與已成體系的周禮制度產生不相容的局面,如勢力強大的諸侯變王天為私田、變分封制為郡縣制,政權不斷下移,周天子權威失墜,諸侯競相爭霸,戰亂連綿而至民不聊生,社會一片混亂,整個時代遭遇禮崩樂壞。這時,為了挽救崩潰的社會秩序,儒家的主張作為諸子思想之一跳出來,為病態的社會開出藥方。


  作為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的“入世”情結尤為突出。


  首先,從為學的角度來看,孔子從小聰敏好學,他自己說:“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然而,在他的意識里,“入仕”才是他學習的最終目的,也是學習的最大動力,所謂“學而優則仕”,因為他對分崩離析的社會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并想將其施展開來,企圖改變現狀,這自然就把“志于學”和“志于仕”結合起來。也就是說,孔子為學,其實是為為仕作準備,為其服務。


  “為學”是修身的過程,是完善個人情志的途徑,從而向仁人靠攏。自己做好了,可以影響更多的人,然而孔子最想左右的卻是君王的思想,想利用其推行自己的“仁政”,從而恢復禮樂秩序。有人曾問孔子為什么不做官,他說:“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他的想法是,推行孝順之道與兄弟友愛,再把這種風氣影響到政治上,也算是參與政治。從這里可以看出,孔子在個人、家庭中提倡“孝悌”、“仁”、“愛”的背后,其實有著更遠大的打算。即使不能為官,也想從其他方面摻入到國家政治中。


  其次,從為仕的態度來看,孔子對其的渴望更是明顯。從孔子周游列國的行徑也可以看出,他總是期待進入并干預這個社會,介入國家政治生活,借助君主來實現自己政治抱負。子貢問孔子:“有美玉于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者而沽諸?”孔子亟不可待地說:“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借美玉喻己,渴求得到善者(君主)的賞識,其對入世的迫切之情躍然于紙上。即使是后來如孟子的儒士,也都在徘徊齊梁之間表現出這種熱烈的救國之心。由此可知,儒家其實是有著強烈的入世情懷的。


  再次,從其思想來看,儒家哲學一直是主動、積極地為統治者指出為國之道。首先是勸誡君王自己要“仁”,要“德”,進而在國家事務管理上勸導君主實行仁政、德政。“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倡導修己安人。這些主張在《論語》中是以孔子的口直接講出來的,即使在統治者面前也不拐彎抹角。他恨不得自己就位于高位,快速直接地付諸行動,而不用再“累累如喪家之犬”地游走于各國之間,擔憂著遭受迫害的同時又放不下理想,在君王面前費盡口舌。


  孔子就是懷著這顆澎湃的入世之心而開創了儒學的,后來的學派發展者都無不朝著這個方向向前邁進。曾子說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是整個儒家學派的共識。


  二、道家哲學:無為地入世,逍遙地游世


  我們比較熟悉的道家學者有老子和莊子,有人看到老、莊主張“順道”、“無為”、“逍遙”,加上都是道家學派的,都會覺得他們兩個都持出世態度,進而得出“道家哲學是出世”的結論,其實并不然。道家的統一在于他們認為宇宙本源是“道”,“道”存在于“自然”當中。老子在《道德經》里明確地從時間本根和邏輯本根兩個方面闡述了“道”的含義:


  ①時間本根。“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說明了“道”是產生萬物的造物者。


  ②邏輯本根。“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是世界萬物存在的依據。


  (一)老子


  老子是道家學派的創始人,著有《道德經》。從其主要內容來看,所講的是“君人南面之術”(《漢書·藝文志》),即告訴君主統治百姓、治理國家的方法與途徑。顯然,老子對話的對象是君王,是統治者。因此,老子的哲學是入世的。


  老子認為“道”是萬物之宗,因此我們人為的行事必須順應“道”,而又由于“道”無形而變化無常、由世間的“自然”所牽引,所以他一再強調“柔”和“無為”,以適應不固定的、自然而然的“道”。這兩個主張也是老子的統治之徑,貫穿整部《道德經》。


  首先是“柔”。什么是“柔”?老子的“柔”不是一種實力的表現,而是一種處事的態度,具體表現為謙卑遜讓、內斂含藏、以退為進。他言:“強大處下,柔弱處上”(《道德經·七十六章》),“柔弱勝剛強”(《道德經·三十六章》),認為柔弱的人其實比表現突出的強者更強,因為“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道德經·九章》),鋒芒畢露的人往往容易招惹禍害,不可持續,不得善終。對于那些善于柔弱的人來說,柔弱不是他們的目的,而僅僅是通向某個目的的工具。就如人們都想到達同一個目的,都認為直線走去是最近的,但同時很多人走這條路,會導致大家互相拉扯排擠,反而走得更慢;懂得柔弱之術的人往往不走直線,而走彎路,在適當的時候向別人示弱,那他就不會成為眾矢之的,反過來會比走直線的人更快達到目標。因此,這些人通常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就,正所謂“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就是這個道理了。


  接著來看看老子的“無為”。為什么要“無為”呢?這不是要世人消極地“無所作為”嗎?其實也不然。老子認為“道法自然”,這里的“自然”大概可以理解為萬物產生發展得順應的不受人為力量牽制的規律。舉個例子,把種子撒在土地上,人大可以對它撒手不管,而它最終也能發芽、成長,這個過程不需要其他不相關的力量參與,順其自然就好了。這剛好與儒家哲學要求人們的行為語言遵循道德禮節等“有為”做法不同,如果是儒者來處理這顆種子的話,一定是每天澆澆水、施施肥、除除草。“無為”不像儒家的“有為”那樣要求強迫人們的行為必須遵循禮法,因為老子認為所謂的“禮法”“道德”都是人規定的,不是人本身心性的自然體現,所以表現出來的“道德”都不是人的自然情感;“無為”就是依循天道來展開行動,不肆意妄為。


  就上面這兩點,老子的入世哲學內涵和方法論就與儒家的入世哲學的大不相同。儒家提倡以“仁”“德”來規范個人言語行為,從而使社會保持和睦狀態;老子則呼吁返璞歸真,摒棄刻意的“有為”。老子曾經根據“無為”思想提出很具有現代意義的政治主張:“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道德經·四十三章》) 產生、發生的一切,不侵為己有;有所為而不為已,所以不恃之以為資產;身居高位卻不以主宰自居而專制橫行。這些思想表現就是玄德。有權力的人總有以權力征服他人的沖動,愛以一種高高在上的姿態任意支使在下面的人,而無為則意味著對權力的節制和對占有欲與支配欲的消解。這是老子入世哲學的主要方向。


  (二)莊子


  莊子反對出世與入世,卻愛游世。游,若即若離不即不離也,介乎“避”與“入”之間。


  那些拋棄社會與自身的責任義務而隱逸山林、完全不問世事的避世者(出世者),最為莊子所不齒,因為他們借“凈心”之名,拋棄了基本人倫,把作為人最起碼的責任與義務都推卸得干干凈凈,事實上是一種極度自私的行為;另外,這樣過于刻意,甚至更有人將其作為一種沽名釣譽的工具,后諷之“終南捷徑”,實屬虛偽。


  至于那些把自己卷入國家政治生活而居于廟堂的入世者,老子也表示反對,甚至還帶有同情。莊子具有濃重的“貴生”思想,把它推向了極致,認為生命是世界上最寶貴的,任何以生命為代價追求身外之物(名利、道德、知識、情感等)的行為無疑都是舍本逐末。由于莊子生逢亂世,個人的生命在艱險危惡的世道中猶如蟻螻般脆弱,莊子極其關心養生與處事,以能在亂世中保全,因此儒家的積極入世在老子看來是一種無效的、損害生命的愚蠢行為,因為“明知不可為而為”,不僅對精神甚至對肉體都是一種深度的摧殘。


  于是,莊子選擇了“游世”,就是“順人而不失己”(《莊子·外物》),“外化而內不化”(《知北游》)。一方面通過外在的“順人”,作出行為上一定程度的妥協,來保證其現實意義上的“在世性”,從而避免了避世之人對其所必須承擔的責任與義務的放棄;另一方面又通過內心的“不失己”,保持自我,來保證其精神意義上的“遠世性”,從而避免了入世之人極有可能遭受到的精神疾患。這不得不說是一種高明的生存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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